【著作權】《著作權法》修訂再上議程，《戰狼》著作權爭議時隔三年或迎轉機
作者：China IP
發布時間：2020-05-18
文章來源：中國知識產權雜志
近日，醞釀近10年的《著作權法》第三次修訂正式啟動。《著作權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簡稱《草案》）可謂“千呼萬喚始出來”。
近日，醞釀近10年的《著作權法》第三次修訂正式啟動。《著作權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簡稱《草案》）可謂“千呼萬喚始出來”，終于在4月26日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審議。除引入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大幅提高法定賠償額上限外，《草案》還有很多其他亮點。值得一提的是，《草案》第十五條引入視聽作品并將其著作權初始分配給“組織制作并承擔責任的視聽作品制作者”的規定，不但有望解決長期以來類電作品與錄像制品難以區分的問題，更是第一次在法律層面解釋了何為視聽作品的“制作者”，這對解決涉及影視作品著作權歸屬的爭議將具有非常大的指導意義。
涉及影視作品的糾紛中，著作權的歸屬往往是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這也是著作權法的基本問題。雖然我國著作權法將電影作品著作權初始分配給制片者，然而長期以來，我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及相關司法解釋，都未明確界定“制片者”的定義，導致電影作品的著作權歸屬存在一定的模糊，進一步造成了司法實踐中裁判不一的混亂局面。
隨著影視產業的蓬勃發展，有關影視行業的知識產權糾紛越來越多，很多大熱的影視作品都曾陷入侵權糾紛，穩居我國電影票房排行榜前列的《戰狼2》也沒能逃脫此種尷尬境地。
起 因
據了解，該案涉案雙方分別為武漢傳奇人影視藝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武漢傳奇人”）與北京登峰國際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登峰公司”）。武漢傳奇人、登峰公司、北京春秋時代文化有限公司（案外人，以下簡稱“春秋公司”）、南京軍區政治部電視藝術中心（案外人，以下簡稱“南軍藝中心”）四方共同出資制作了電影《戰狼》，其中武漢傳奇人出資500萬元，占《戰狼》影片權益的16.67%，且其實際參與了《戰狼》的制作、宣傳及發行工作，并在影片中與登峰公司、春秋公司、南軍藝中心共同署名為“出品公司”。
2015年電影《戰狼》公映后，獲得了5.45億元的票房，是當年當之無愧的票房“黑馬”。不僅如此，《戰狼》還獲得了多項影視行業的獎項或提名，可謂名利雙收。此后，登峰公司趁熱打鐵開發了續集《戰狼2》，但在開發續集時并未知會武漢傳奇人而是引入了其他投資方，因此引發糾紛。
武漢傳奇人認為，登峰公司完全撇開自己擅自制作《戰狼》續集電影的行為，侵害了其作為《戰狼》共同著作權人所享有的改編權，同時登峰公司擅自使用“戰狼”名稱的行為侵害了武漢傳奇人所享有的知名商品特有名稱權益，構成不正當競爭，據此將登峰公司訴至法院。這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判 決
經過2年半的審理，一審法院終于作出判決，駁回了武漢傳奇人的訴訟請求。一審法院認為：著作權是私權，權利人在不違反國家強制性規定的前提下，可以對其私權進行處分。因此，當事人就電影作品著作權歸屬和利益分配有合同約定的，首先應依約定來確定作品的著作權人。既然案涉合同中約定版權歸屬于發起方登峰國際、春秋公司和南軍藝中心，故一審法院推定在后加入的投資人武漢傳奇人享有的只是“署名權”和“損益權”，那么前述合同約定便構成了電影署名的相反證明，從而推翻了武漢傳奇人以署名為“出品公司”而應當被認定為著作權人的主張。
關于武漢傳奇人的投資，法院認可電影作品對于投資者有很強的依賴性，有了投資者的組織和策動，才能使一部電影作品完成創作、拍攝、后期制作、發行和放映，并最終推向市場，實現作品價值。但法院同時認為，不是所有投資行為都應受到著作權法保護，武漢傳奇人的投資僅是為了履行合同義務，雖然其參與了電影的制作與宣發，但該行為無法達到創作者的程度，而且我國《著作權法》第十五條對電影作品的著作權歸屬進行了特殊規定，因此判斷電影作品著作權歸屬的邏輯應當是在有約定的情況下從其約定，沒有約定和相反證明的情況下由制片者享有，在發起人就電影版權歸屬已有約定的情況下，投資方不能因投資、制作行為當然地取得著作權。
思 考
長期以來，影視作品著作權的歸屬問題就是行業難題。雖然《著作權法》第十五條規定影視作品的著作權歸制片者享有，但是并沒有哪部電影是按照《著作權法》的規定進行“制片者”的署名。實際上，影視作品的署名方式五花八門，比如署名“制作”“出品”“出品單位”“出品人”“聯合出品”“出品監制”“出品公司”“其他出品公司”“攝制”“聯合攝制”“協助攝制”“聯合制作”等等。雖然有業內人士認為，業內在選擇以何種方式署名時已經根據行業慣例有所考慮，但畢竟與《著作權法》的規定并不相符。這種亂象叢生的署名方式，更加劇了影視作品權屬確定的難度。
上述案例雖然是因為知名電影續作開發而產生的著作權糾紛，但雙方爭議焦點集中體現在對涉案電影著作權歸屬的確定上。一審判決認為，判斷電影作品著作權歸屬的邏輯應當是,在有約定的情況下從約定，沒有約定和相反證明的情況下由制片者享有，也即在認定電影著作權人時應當約定優先。此種邏輯與《著作權法》第十五條將電影作品的著作權初始分配給制片者的規定是否相符？立法本意究竟是什么？電影產業作為高度工業化的產業，對著作權歸屬的考量是否如一審判決所要求達到的“創作者高度”？一審判決雖然對電影作品著作權的歸屬進行了探索，但卻未能明晰何為《著作權法》第十五條所規定的“制片者”、實踐中又當如何認定“制片者”等問題，而這些問題正是值得立法、司法解決的問題，也是此次《著作權法》修訂關注的內容之一，可以說恰逢其時。
后 續
此案一審宣判后，武漢傳奇人不服，已經上訴至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目前正在審理中。
著作權初始分配是著作權法的基本問題，電影作品又顯得更加特殊，此案二審正值《著作權法修正案（草案）》提請審議并廣泛征求意見之際。若二審判決能夠正面回應視聽作品的著作權歸屬問題、明確視聽作品制片者的內涵及外延，必將對解決影視作品著作權歸屬的司法難題及行業亂象具有重大意義。無論在立法、司法還是在學理、行業層面，均將具有非常高的典型性價值，對于規范影視行業投資、制作、署名與版權權屬的關系具有示范意義，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影視行業健康繁榮發展。
